如果你走进一条胡同，想穿过去，走到底才发现它是封闭不通的，怎么办?你应该退回到进口处，还是重新选择另一条胡同?能不能在胡同的半道上另有蹊径，当时你走过它时未加注意，或许从这就能达到目的地――我们姑且用这样的比方来说明那时的情景吧。

1965年5月27日上午，聂荣臻召集张爱萍、刘杰、罗舜初、唐延杰等人召开会议，具体研究下一步核试验问题。

会议期间，聂荣臻说：

我国核武器的发展，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，今年又上了飞机。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，问题不大。

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。现在看来，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，选场难，工程量大，周期长，使更快的发展氢弹受到限制。这就更清楚地看出，美、英、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国的，我们要放开思想，走自己的路，不受其条约的束缚。

为此，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作些调整。核试验所必需的一些设备、仪器，如地震仪、微压计、微伦计、气象雷达等，国内尚未过关的，可以从国外买一些，不要“锣齐鼓不齐”。

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，应早作准备。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？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。

氢弹技术的突破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经过一番思索，科学家们选择了第二另辟蹊径的方法，从而在九院再次掀起氢弹原理突破的第二次浪潮。于敏率计算小组奔赴上海

1965年9月，从未出国留学、被人誉为“国产专家一号”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了3个多月，他们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。

一天，于敏兴冲冲地找到邓稼先，连声对他说：“有门儿，有门儿！”“门儿在哪？快说！”

“你们原来的那个‘加强型’要用许多炸药来引起热核反应，原理说得通，但难以制造。现在我们如果不用那么多炸药，而是改用别的方法压缩热核材料，就很有可能成功。”

“嗯，对！”邓稼先高兴地拍着老战友的肩说：“那你讲该怎么办？”

“抓紧时间上机计算。能算得出就有希望。”

上机进行模拟计算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北京当时还没有可以胜任这项计算任务的大型计算机，邓稼先却不气馁，他满怀信心地说：“好，我们立刻联系。”

9月25日，正值北京最好的季节。湛蓝如洗的天空与金碧辉煌的古老建筑交相辉映，枫叶被金风熏得醉红。

天安门城楼修葺一新，大小商店张灯结彩，许多人特地赶到北京游览探亲。

然而，在火车站月台上，十几名身背铺盖、手提网兜的年轻人，簇拥着一位高高前额、头发稀疏、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向13次特快列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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