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等到十一假期结束，我回了长沙，他没有过来。他只在电话里告诉我，他们家那事已经处理好了，但几乎是掏空了家底，老一辈的养老金都拿出来了。

我安慰他说：“钱没了可以再赚”但是却没问他什么时候过来长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敢问。

然后11月来了，孙白杨还是没过来，我一个人背了个包，跑到了大连。

高海洋到机场接我，开车载我去吃海鲜，陪着我在夜宵摊上喝烧酒，刚喝一口，我就后悔了，因为实在太辣喉咙了，而且头就有些晕乎乎的。

但是我都摆出了今天要大醉一场的姿态，这个时候退缩，是不是显得太怂了？

高海洋问我：“最近跟孙白杨闹矛盾了吗？”我摇摇头说没有，他现在可能很忙，联系得不频繁，想闹矛盾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孙白杨的电话却正好来了，我告诉他，我一个人来了大连，也借着酒性问他要不要赶过来。

他说，他走不开，他很抱歉。我对着电话就哭了，心里觉得很委屈，但是其实并不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理由觉得这么委屈。

高海洋抢过电话，跟孙白杨说，他会照顾好我，不要担心。后面我不肯再接孙白杨的电话，一个人又喝了几杯，就真醉了。

第二天，我睡醒发现自己七仰八叉的躺在一张铺着干净床单的床上，屋子里都是一股酒精发酵过的味道。

推开门，高海洋已经坐在沙发上翻书。我晕沉沉的坐过去，把他手里的书抢过来，是《追风筝的人》，不晓得他看了几遍了。

高海洋起身，去给我煎了两颗鸡蛋，还有一杯牛奶，我伸手触摸到牛奶杯的时候，发现牛奶已经热过了。

我喝一口，放下杯子，看着认识了近二十年的高海洋，突然发现，也许我并不了解他——我不知道他原来会做早餐，我也不知道他心细得会把倒给女生喝的牛奶温热。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朋友。

在大连待的几天，每天都是睡到中午才醒，然后下午去海边赤脚走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那天接了孙白杨那个电话之后，心里就有种怪怪的伤感，好像失恋了一般。

幸好有高海洋陪在身边，什么都不问，每天陪我乱晃。

我问他不用上班吗？他说请了年假。

但我还是得飞回长沙，还得一个人待在本属于两个人的小屋。

没几天，我就接到了孙白杨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他爸出院了，他爸其实早就出院了。他一直没来长沙，是参加了他爸他妈都在的单位的招考，笔试已经过了，面试应该也没有问题。

然后问我：“你愿意过来江苏吗？我爸妈说，如果你也考上他们单位，就不再阻拦我们在一起。”

我明白了孙白杨这通电话的意思，他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可能他也没有了选择。

如果我过去江苏，考上他们看得上的单位，在职业层面跟上他们的步伐，他们家就可能会接纳我，这可能就已经是他跟家里争取的选择。